近年来，公务员这个带着“稳定”、“有面子”、“隐形福利多”等诸多光环的职业愈发成为求职者无法拒绝的选择，但是也很多人将这种选择看成是放弃梦想，提前养老，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

方宏：寻找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冥冥之中就是有种力量推着你。”当朋友问及考公务员的初衷时，方宏总会先沉默一下，然后这样总结。

2010年12月5日，对于这一天的记忆，方宏只停留在“早上很堵”、“考点很远”和“起床很早”。当他坐在北京西郊的某所中学教室考试时，内心其实很镇定，因为考国家公务员不过是随大流的一次“打酱油”，对从大一就决心继续深造的他来说，考研才是正经事。

方宏生于1989年，头发寸长、肤色白净，但戴上了一副浅色边眼镜，倒不显稚气。即使是“打酱油”，他也谨慎地选择了报考岗位：一来，他避开了那些“4000多人争1个名额”的“炮灰”岗位；二来，他选择了自己家乡的省会，面对学校附近动辄两三万的房价，回到二线城市似乎才是自己的归宿。忙活完笔试后，他便将此抛诸脑后，埋头投入到考研备战中去。当被告知进入公务员复试后，他隐约感到了一丝希望，才真正重视起来，还趁寒假报名培训班，恶补面试技巧。2011年2月底，当他先后被上述省会城市国税局和某知名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录取时，人生的又一重大选择摆在了他面前。或许是“贪图安逸”，又或许是受到“公务员是铁饭碗”的社会风气影响，也可能是听从“研究生毕业后还要找工作”的长辈劝导，方宏最终选择南下加入公务员大军。后来每每想起这次选择，他总心有唏嘘：“又是自己向往的学校、专业和导师，又是自己本科拼搏了三年的目标……人生中总归是失去了这样一次正儿八经地获得含金量较高的学历的机会。”

方宏所在的单位是市国税局的检查科，总共一名科长、一名副科长和四名科员，分别是60后、70后和80后，他们戏称自己是“老中青”三代。在入职的一年多时间内，方宏最多的工作就是跟着“师傅”赶到被举报的企业查账，揪偷税漏税，回来再整理数据、撰写报告。

本想拿出青年人的激情好好做事，但一开始便被泼了一身冷水。方宏做事总习惯风风火火，急于向领导展示成果，所以他总能超前完成任务。可事情做得快了，难免会有一处两处的错误。在公务员系统的文化里，“功不抵过”，何况“超前完成任务”还算不上功劳，甚至会被领导揶揄：“你以为你还在抢新闻呢？”此时方宏才开始渐渐悟到什么叫做“多做多错”。

类似这样的“潜规则”，以前只是听父母嘴上说说，他并没有在意，可真正工作了，才发现就在自己身边上演着。比如，活儿可以慢慢干、慢慢磨，只要不出错；同事工作没有优劣之分，所以大多数人常年处于“我管何事”和“关我何事”的状态下；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聊感会渐渐侵蚀掉新鲜劲和事业心……

“公务员的工作最磨灭人，也最磨人。”一年半来，方宏逐步适应，但又遇上了最大的瓶颈——专业始终不对口。方宏说，税收稽查工作需要有一定的会计知识，即使自己看了相关的书籍，也始终比不上会计专业的科班生。更让他郁闷的是，自己学习了四年的新闻学、传播学知识在这里能派上的用场并不大，一身本领无处施展，“仿佛白学了”。

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同事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惑，两人常常在一起吃饭时互相抱怨。方宏说“有些工作压力在明处，有些工作压力在暗处”。公务员工作表面轻松，但正是这种闲散的状态让人更焦虑。心里难受时，他甚至会整晚跟父母通电话、吐苦水。

时间久了，他意识到，与其自怨自艾，不如改变自己。于是，他开始思考什么是自己在这个单位的“核心竞争力”，如何挖掘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思来想去，最可行的仍是以自己的科班知识作支撑。下班后，他重新捧起以前的专业书籍，一字一句地啃，或者上上网、刷刷微博、关注业界动态。2012 年，他将税务工作和新闻传播结合，在行业报刊上发表了两篇专业文章。方宏说，这并不能在本职工作上直接给他加分，但是至少领导和同事们知道了他“爱钻研问题”、“文笔也不错”，为他赢得了些许美名。

不过，这点小成就仍实现不了方宏心中的抱负。“做公务员熬年头没什么意思，容易碌碌无为。”他也给自己制定了职业规划，比如每几年升一级。可按照不成文的晋升规定，在这个科里，五年后，才有望从科员升到副主任科员，十年之后，才有可能升到副科。升职的遥遥无期让他的职业规划形同虚设。除了熬年头，一个硕士学位更是必备的敲门砖。这两样条件，方宏既等不起，也要不起。浅水困蛟龙，他必须做出改变。一方面，他想努力走到更大的平台，于是他参加了市政府办公厅选调的考试；另一方面，他要继续深造、获得文凭，为此报名参加了当年的全日制研究生考试。

“或许是老天爷也看到了我的努力。”方宏再次先后被录取。这次，他只花了十几分钟便做出了选择——去当选调生。一来，市政府办公厅平台大；二来，这次的岗位是做文字工作，能发挥他的所长。

现在，方宏已经正式收到了调用函，正忙前忙后准备各种材料。他说，即将离开旧单位还有些不舍得，因为同事之间都处出了感情，科长还把我当“干儿子”，大家说话都没架子，整个科室像一家人。

“虽然平台更大，但意味着竞争可能也会更加激烈，未来工作到底会不会更顺心，谁也说不准。”方宏谨慎地说道。

李文：打铁还需自身硬

与方宏不同，作为已在公务员岗位上有三年工作经历的李文来说，他对未来则有信心得多。这是因为，他已被列为“区重点培养干部”，或许将在2013年被擢升为副科。

李文打趣道，这个副科“可是用自己的‘血和汗’换来的”。

他所在的部门是某二线城市的区宣传部，主要工作就是搞宣传：以“通讯员”的角色，将政策精神、指示或政府活动写成通讯稿在当地机关报上发表，有时也要搞搞“媒体公关”，与跑口记者、老编辑处好关系，维护好政府形象。

虽说大部分是文字和行政工作，但负责宣传的也就两人，工作繁琐，人手又不够，常常忙得晕头转向，这和方宏所遭遇的“磨人的清闲”相比，可谓是天上地下。

“也听说过有些公务员岗位很清闲，上班就玩玩纸牌、刷刷开心网，还有抱着两台电脑自己和自己玩游戏刷分过一天。这可能要根据岗位而定，我们的工作就很繁重。”李文说。

打开李文办公桌的抽屉，左边第一个放着一套简单的洗漱用具，挤剩半截的牙膏、牙刷和杯子，桌底下摆着一张折叠起来的行军床。他说，这几样东西陪伴他度过了最初最难的时光。由于刚来时不熟悉业务，领导布置的任务又不敢怠慢，常常加班到晚上10点以后，错过末班公交车，索性就用行军床在办公室将就一宿。

2011年6月，李文刚入职不到半年，当地正举办一次大型的世界性展览会，各部门都严阵以待，宣传工作更是一刻不放松。他说，最忙时，曾经连续一个多月没有休息一天，跟女朋友抽空吃个午饭还会被叫回去。

从接洽媒体到撰写、审核新闻，每个环节李文都得亲力亲为。而最让他崩溃的是，由于此前没有人脉积累，需要他自己打电话、写邮件、约媒体记者。有些单位办事利索，人也好说话，答应起来很爽快，可要是遇上不那么爽快的，还得赔笑脸。对本不善言谈、不愿社交应酬的李文，要让他豁出脸去求人，比任何挑战都大。“公务员跟老百姓一样，办事时还是得求人。”李文说道。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他在这一特殊时期的努力，上级领导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觉得他是一个“肯付出、又很踏实”的人，便陆续将整理领导发言稿等重要的活儿交给他。他渐渐地成为了领导的“第一秘书”。对于李文来说，虽然辛苦，但觉得自己越来越受重视，还能看到报纸上一篇篇署着自己名字的文章，很自豪，也有成就感。

李文出身于公务员世家，父母和姐姐都是公务员，所以他除了从小耳濡目染外，也被灌入了“子承父业”的观念。2010年，临近毕业时，大学生考公务员成为当下热门，这更坚定了他以公务员为终身职业的想法。在他的印象中，“一杯清茶一张报纸过一天”确实是父母辈们工作的写照，但放在他和他姐姐这种“新一代公务员”身上就有些不合适了。“形势在变，政府职能也在不断丰富，公务员要干的活儿变得更细、更累。”

姐姐长他7岁，职位也高，常教他做公务员的“道道儿”。她教的绝大部分，李文都没有学会，只有“有啥好吃的也给领导捎一份”这一点他牢记在心，且始终践行。“不是为了拍马屁，是真的谢谢领导培养我。”李文说。

家庭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他，但李文最大的感受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句话也成了他的口头禅之一。“工作还是要靠能力，世俗公认的裙带关系或许能带给你一时的庇佑，却不能长远。唯有能力与清醒，才能让自己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马宁：离职也因为“缺钱”

严格说来，马宁已经不是公务员了。

2008年，当百万人涌向公务员这座独木桥时，马宁却向单位递上了辞职信。他算是公务员中的“异类”：大部分人是冲着“稳定、社会地位高、隐性福利优厚”去当公务员，他却是本着对管理学的兴趣、抱着做研究的目的；大部分人正在为升职涨薪挤破头时，他又急流勇退，退出了公务员行列。在他看来，从公务员行列中离开的人并不少见。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里，如果才能不出众，不会特别经营人脉关系，又缺少运气，就很容易碰上“职业天花板”。有些人在确定升迁无望后，就会跳槽去别处任职。“观念在变，不一定当了公务员，就一辈子都做公务员。”

马宁所在的单位是国家审计署驻地方的一个特派机构，类似的办事处在全国共有十多个。一般来说，特派办与当地审计厅平级，但归国家审计署直管，其主要职责是审计政府、银行、国企、当地社保基金的预决算和财务收支情况。

与人们印象中“政府部门工作内容单调、无价值”不同，马宁的工作专业性很强。在任职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参与了许多企业、政府、其他社会组织相关的审计项目。借着工作便利，有机会和这些组织的中高层接触，窥探各机构经营管理的核心内容——这种经历让他很过瘾。

既是在地方上的大单位，做的又是有实权的工作，那马宁为什么还要辞职？一言以蔽之，就是“缺钱”。

在特派办的几年里，马宁的工资始终保持在固定的数额，几乎没怎么涨过。即使以后能熬到处长，一年挣的钱跟大型企业里一个部门主管比起来也高不出多少。大众传说中的购物卡、餐补、车补、通信补助、独生子女医疗费等借着各类名目给公务员发钱的好事，他也没遇上过几回。他也不了解其他的公务员单位是不是真的如此，只是猜测，也许审计部门本来就专门审别家的这些猫腻，在这些方面会比其他机关单位要更加注意、更加有操守些。

更让马宁觉得不公平的是，自己也常常加班，却从来领不到加班费。后来有人告诉他，公务员归《公务员法》管，《劳动法》里面那些关于加班、休假的条款都不适用于公务员。

也有人认为，公务员收入虽低，但胜在福利待遇好，有些实权位置还能靠权力换来不少隐性收入，更何况是个稳定又有面子的职业，所以才有一大批人决心“死也要死在体制内”。但马宁认为，所谓的福利待遇，最大的一块是分房，可分房作为一个明面儿上的福利制度已经被取消了。现在能不能分到房，要看所在部门自己运筹资源的能力。“有些资历深、能力强的部委，可以想办法和当地的企业进行一些资源协调，低价拿到地给大伙儿盖房。”类似的，一些单位也会和当地比较好的学校处好关系，让自己部门的公务员不用为孩子上学发愁，为他们省下一笔择校费。

能不能为“自己人”谋些低价住房、子女入学入托之类的福利，这已经成为大家评判一个部门领导能力高下的重要标准。但不是每个部门都有这种能力，更何况这些事儿处在灰色地带，不好张扬。2008年，国内曾传出一条“某市审计署特派办半价买地、以盖职工宿舍的名义盖百余幢别墅”的新闻。“审计署本是监管别人的，反被曝光，就尤显尴尬。而且，随着公务员监管越来越紧，很多部门都不得不减少这种‘为手下人谋福利’的行为。”

马宁的离职，除了待遇不高，也夹杂了他自己的其他想法。当初选择当公务员是因为“专业对口、兴趣对口”，但审计工作有着较为固定的规范流程，熟悉这套流程之后，工作就变得索然无味，无法满足自己增长新知识的渴望。他更大的兴趣仍是做学问、搞研究，现在，他是一名管理学在读博士，对学术的兴趣依然浓厚。

张维：职位高≠待遇好

张维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平台越大、职位越高就意味着待遇越好、生活越滋润？2009年，本科毕业的张维考上了所在省的选调生，经过一个月的培训之后，他被分配到家乡的一个乡政府工作。虽说只是个乡，却一点也不穷，因为煤炭资源丰富，所以年产值达好几个亿，在县里三十多个乡里能排上第二。乡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有的只是小商铺以及来这里赶集的农民，平时几乎没有什么娱乐设施，这让在大城市生活过的张维很不适应。人们都说公务员工作清闲、待遇又好，可工作了才知道传言不可信。基层工作繁杂，看起来没什么技术含量却又做起来没完，周末也常常需要加班。虽与设想有差距，但张维仍然认真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于是越来越被领导器重，先后在乡办公室、乡纪委、乡党委工作，身兼多个职务。工作快两年时，县上向全县体制内公开招考县政府工作人员，乡里推荐了张维去参加考试。经过充分准备，张维顺利考上了。可这时办公室主任却悄悄提醒他：“县里虽然看上去平台更大了，但待遇未必见得就更好，工作也只会更忙。乡里自由度更大，只要做好工作，以后总有提升的机会。”但是张维觉得，一来，乡里每天的工作和自己专业知识几乎毫不沾边，有些无趣；二来，工作中大量的时间都耗在无谓的应酬上，不如去做更有意义的事。

张维最终还是去了县里，被分配到秘书科，专为县长服务，工作内容是整理材料。县里的工作量明显比乡里更大，他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9点以后。有朋友打趣道，都在县长身边了，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吧？张维摇摇头说，现在讲究政务公开，没有什么油水，而且杜绝铺张浪费，酒局少了很多。

张维在县里工作一年多后，市政府办公室开始在全市公务员系统内招考工作人员。对于这次机会，张维也想试试：“市一级的平台更大，对于我能力的提升和发展无疑有很大帮助。”幸运的是，张维再次被录用了。

连续“两级跳”后，如今，张维在市政府里做着常规的行政工作，工作和生活都有规律多了。不过，随着职位的上升，他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

在心里，张维也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在乡里时，单位提供宿舍，每个月工资虽少，但因为乡里财政富余，各类补贴也多，一年下来少说收入也有十多万。而且，平日里酒局应酬不少，过得也挺滋润。如果再留乡里工作几年，手上也能有点实权，关键时候还能做点决策。可来了县里、市里后，不仅工作量加大不少，而且补贴变少了，工资更好似“一夜回到解放前”，竟到了租房子过日子、一年攒不下多少的地步，更不用说靠工资买房买车了。

“账要是这么算的话，当然不值得。不过想到现在的工作用到了过去所学，就觉得有意义多了。而且跟着市长、县长总比以前待在乡里‘威风’，即使现在是给他们打下手，以后说不定还能再闯出点名堂。还有，只要一想到不用像在乡里那样动不动就喝酒喝到内伤，心里就更释然了。”张维说道。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本刊实习记者何归山、刘渊源对本文亦有贡献）